“我们改革以后的30年和改革以前的30年比，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常说，改革的最大成功是财富的极大增加，但是我觉得同样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命现在更尊重。”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于7日举办的“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上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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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说，改革以前30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千分之十一，改革以后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六点六，降低了差不多一半。“改革以后，中国老百姓的命值钱得多了，现在死一个人是很大的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死的，都是大事。改革以前，死一个人跟踩死一个蚂蚁差不多，现在的年轻人都认为活着是很自然的，死亡是很遥远的事，但是，改革以前可不是这样，说不定哪天你就死掉了。”
鉴于此，茅于轼认为，当下讨论浙江“吴英案”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上述改革成果，使得我们更尊重人的生命。
茅于轼说，“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
“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茅于轼说，他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他用自己的钱，用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我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村民吸收存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这个事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山西省省长写了条，说‘非常好，要发展，要保护’，银监会的领导去看了也说要支持，而且这些领导都出钱捐赠给我这个基金会。”
“当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因为我是做慈善的，所以就不抓我。请问如果我是牟利的话，是不是就要抓呢？做慈善损己利人，当然很好，但如果能够赚钱，利己利人不是更好吗？可见这个问题(“非法集资”)思想上有严重的缺陷。”茅于轼说，如果你把大家的钱集来，管理上乱七八糟，把钱花完了，最后还不了了，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能说做慈善就可以“非法集资”，你必须把它管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谁能保证永远不赔呢，赔了就是非法了？”茅于轼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需要经过更好的经验参考。
具体谈到“吴英案”， 茅于轼希望，“政府要把全部的过程详细地公布出来。”他说：“我觉得很奇怪，吴英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又不是高干子弟，没有什么背景，她怎么能集几十亿的钱呢？如果后边没有人支持的话，这个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联系起来看，这个案子背景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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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说，改革以前30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千分之十一，改革以后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六点六，降低了差不多一半。“改革以后，中国老百姓的命值钱得多了，现在死一个人是很大的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死的，都是大事。改革以前，死一个人跟踩死一个蚂蚁差不多，现在的年轻人都认为活着是很自然的，死亡是很遥远的事，但是，改革以前可不是这样，说不定哪天你就死掉了。”
鉴于此，茅于轼认为，当下讨论浙江“吴英案”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上述改革成果，使得我们更尊重人的生命。
茅于轼说，“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
“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茅于轼说，他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他用自己的钱，用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我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村民吸收存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这个事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山西省省长写了条，说‘非常好，要发展，要保护’，银监会的领导去看了也说要支持，而且这些领导都出钱捐赠给我这个基金会。”
“当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因为我是做慈善的，所以就不抓我。请问如果我是牟利的话，是不是就要抓呢？做慈善损己利人，当然很好，但如果能够赚钱，利己利人不是更好吗？可见这个问题(“非法集资”)思想上有严重的缺陷。”茅于轼说，如果你把大家的钱集来，管理上乱七八糟，把钱花完了，最后还不了了，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能说做慈善就可以“非法集资”，你必须把它管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谁能保证永远不赔呢，赔了就是非法了？”茅于轼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需要经过更好的经验参考。
具体谈到“吴英案”， 茅于轼希望，“政府要把全部的过程详细地公布出来。”他说：“我觉得很奇怪，吴英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又不是高干子弟，没有什么背景，她怎么能集几十亿的钱呢？如果后边没有人支持的话，这个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联系起来看，这个案子背景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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