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后［应为1977.12－1978.12］，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任内主导的两件较大工作是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1]:253。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错误，我们应当纠正我们党和他老人家的错误。在当年，他甚至在中组部内部针对“两个凡是”的旗帜提出了“两个不管”，被称为“砍旗”：“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到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大案的复查，胡耀邦简介将设想告知邓小平时，连邓也为他的勇气和魄力感慨[3]。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4]。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5]。
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胡耀邦资料任中共中央主席兼总书记，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深下基层，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敦促进行赵紫阳主持的农业改革[1]:332。邓小平曾一度考虑让胡在十三大后再出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来源请求]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推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胡的两大功绩。
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后被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中共文件显示，中共高层认为胡耀邦事迹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要求其辞职，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但是这样的人事调动没有履行党章中关于总书记更换办法的原则。这也是国民对邓小平的负面评价之一。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出台1987年第1号文件，发表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6]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中共连发一、二、三、四号四份文件，批评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中共中央1987年第三号文件中指出了胡耀邦评价六条罪状。第四号文件《关于当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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